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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上海戲劇學院建校六十五周年

    四載劇校史,幽微大時代——評顧振輝的上戲民國校史研究

    賈冀川

    在上海戲劇學院七十周年校慶之際,顧振輝的上戲民國校史研究的成果——《凌霜傲雪巋然立——上海戲劇學院·民國校史考略》(以下簡稱《考略》,顧振輝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11月出版)與《上海戲劇學院·民國史料匯編》(以下簡稱《匯編》,顧振輝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12月出版)問世了。這兩部150余萬字的研究成果沉甸甸的,可謂是獻給上戲七十周年校慶真誠而厚重的賀禮。振輝本科畢業于中戲戲文系,研究生畢業于上戲,師從著名話劇史家丁羅男教授。畢業后又留校工作,浸淫其間、默化于茲、發軔于此。因此,這兩部著作亦顯示著顧振輝立志學術的恒心與毅力,讓人不得不感嘆后生可畏。

    筆者認為顧振輝對上戲民國校史的研究有著以下三個特色:

     

    、史料豐沛、結構嚴謹

    研究歷史,離不開史料的發掘與爬梳。在《匯編》一書中,振輝就向我們展示了他在史料收集與整理上所下的苦功。《匯編》一書史料豐沛,民國時期的報刊、雜志以及相關檔案中所搜集的史料都被他收入。這些史料有新聞報道、演出信息、劇評;有劇校學生在當時寫下的介紹文字與感言;有執教于劇校的大家們的講課記錄以及其他相的文章;還有留存于檔案里的相關招生信息、規章制度、演出記錄表,等等。據振輝講,以上六十余萬字適合公開的史料占他搜集所有史料的三分之二。這些史料均是由他一人于上海圖書館、上海檔案館以及上戲圖書館與檔案室里搜集整理而來。每一篇,均是由他自己進行識別整理,逐一錄入電腦,才將《匯編》一書最終呈現在世人面前。這種冷板凳的功夫,不知耗費了這個年輕人多少個孤燈寂夜。正是這樣一番苦功,為他上戲民國校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雖然上戲民國校史前后僅有四年多一點的時間,顧振輝卻發掘出了這么豐富的相關史料。面對如此浩繁雜蕪、千頭萬緒的史料,就需要用一套合理的史述結構,將其提綱挈領地串連起來,才能條分縷析地這段歷史清晰地呈現出來。而且,作為一部戲劇學校的歷史,在厘清發展脈絡之外,還需要凸顯那個時代里的辦學特色。為此,《考略》采取了編年史與專題史相結合的辦法。

    《考略》正文一共有七個部分,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及尾聲部分,作者以編年史的方式,按時間順序向我們介紹了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的艱難草創;劇校如何在險象環生的“裁撤風波”中有驚無險地渡過危機;熊佛西校長又是如何在風雨飄搖的民國末年,通過一系列的舉措,苦心經營,勉力維持,最終于艱難困苦間,迎來了新時代,走進了歷史。

    與此同時,作為戲劇學校,學生演出是檢驗學校教學成果的重要手段,在財政得不到有效支持的年代里,劇校的學生演出的票房收入成了劇校主要的財源之所在。而且,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里,劇校進步的同學們在轟轟烈烈的上海學生運動中自然不遑多讓。故而,在《考略》的第三章與第四章,作者專設章節,依托史料,詳盡介紹了劇校學生運動與學生演出的歷史。正如上戲老院長,同時也是48級的校友陳恭敏在《考略》的序中所言:

    從全書結構來看:作者顯然秉承了“大歷史觀”的廣闊視野。盡管歷史的進程,千頭萬緒,盤根錯節,但本書對于大的時代背景和中國戲劇、電影及人才的教育、培訓等方方面面,都有所照應,厘清來龍去脈,娓娓道來,既有全景式的鳥瞰,又有細節的精雕細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搜集史料的同時,還十分注重口述歷史的采訪與整理。七十年前在劇校求學的學子們,如今大多駕鶴西去,健在者也已年逾耄耋。他們是歷史的親歷者與見證者,他們的回憶無疑極具史料價值。除了在上海,顧振輝還奔赴江、浙、閩、鄂數地采訪居住在那里的老校友。事前聯系、錄像、整理成文,請示修改等一系列的工作均由他一人擔綱,最終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完成了18位校友、逾十萬字的口述歷史。這些口述歷史不僅佐證了歷史事件的發生,而且他們某些生動而有趣的敘述也有助于豐富人們對于這段校史的認知。

     

    、宏微結合、視野開闊

    振輝在《考略》一書的史述中,有開闊的視角,更有嚴謹的考證,宏微結合地將筆觸延展至更高層面,給我們展開了一幅歷史縱深極強的歷史畫卷。

    在《考略》的緒論里,作者背景式地向我們介紹了中國與上海現代戲劇教育史的概貌,并指出上海話劇在抗戰時期的畸形繁榮是戲劇界有識之士意識到了辦學的重要性。比如在介紹劇校艱難草創的第一章里,作者便花了不少的筆墨考證了上戲第一次開班上課的日期,這一歷史性的日期,由于歷史的久遠而經常和校慶日相混淆。作者從相關的史料中逐一抽絲剝繭,最終從最具時效性的文獻中找到顧仲彝校長的可靠說法,并借著45級校友的口述歷史為佐證,證實了上戲正式開班授課的日子為19451219,而并非在慣常認為的校慶日——121

    又如第一章與第三章里,對于師資力量的介紹,可以說是全書的最值得關注的部分。一個學校的靈魂就在于它的師資力量,師資力量的強弱直接決定了這個學校的辦學質量。誠如清華老校長梅貽琦先生所言:大學并非大樓之謂,而是大師之謂也。劇校立足于上海這片戲劇的熱土,在顧仲彝、熊佛西兩任校長的延請之下,劇校云集了田漢、洪深、歐陽予倩、曹禺、李健吾、黃佐臨等一大批中國現代戲劇史上殿堂級的人物。作者依托于史料與校友的回憶,不僅展現了了他們的風采、總結了他們戲劇教育的方法,并且在附錄中還整理了一批大師們當年留下的講課記錄。這些講課記錄現在讀來真是令人神往而激動不已。

    再如在第五章與尾聲部分,在描寫學生運動與迎接解放的過程中,作者并沒有坐井觀天地將視野僅僅停留在橫浜橋這一畝三分地,而是將上戲民國的校史放到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形勢下來觀照。

    在介紹劇校學生運動時,作者先介紹了上海整個學生運動的形勢以及中共地下黨如何在上海逐步開展學生工作、建立學生組織。結合這樣的大背景,再行介紹劇校的學生運動時,便能充分了解劇校學生運動在整個上海學生運動中所起到的宣傳作用。也誠如作者在書所言:“他們意氣風發于劇校內外,揮斥方遒于舞臺上下。他們真誠地為了自己的戲劇理想,更為著自己所向往的新中國而無怨無悔地貢獻著自己的青春。”

    在尾聲部分,作者介紹了三大戰役以及渡江戰役期間的政經形勢。反映國統區江河日下的整體態勢下劇校師生們的現實困境。然而,面對這樣的困境,劇校師生又如何弦歌不輟,在配合全市學生運動開展有聲有色的演劇活動之外,還積極組織了應變護校隊,將部分校產交由其中一隊人馬轉移到了“臺尓蒙”。在這樣“兩線作戰”的情勢下,作者再結合上海由南向北的解放過程,逐一介紹了這兩隊人馬是如何親眼見證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歷史時刻。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可以說,70年前的上戲師生是這樣做的,70年后的顧振輝老師亦是這樣寫的。這樣的“大歷史觀”,想來也得益于作者平時對于歷史的愛好。

     

    、史觀平和、論述得當

    福柯曾在他的文章《尼采·系譜學·歷史》中,提出了“反記憶”理論。文中指出,官方歷史標榜的大寫的歷史其實是歷經刪除、壓抑他者的記憶,因此其真理性需要被質疑,反記憶乃是出現在官方歷史的矛盾、縫隙和斷裂處,這些長期被忽視的記憶打破了官方歷史的宰制,揭示官方歷史的真理性及其神話性的權威有問題[1]。福柯的反記憶著重在宏大歷史敘事之下,以系譜學的方式地尋找細微的、小寫的、地方的記憶。

    在《社會必須被捍衛》一文中,福柯提出“反歷史”的理論,他指出“反歷史”理論扮演了兩種不同的角色,其一是打破了舊有權力意志下歷敘述的同一性。由于這樣的歷史敘述是勝利者的歷史,“反歷史”讓失敗者、弱勢者異質的歷史也得以呈現:“從權利的眼光來看是權利、法律、義務,從新的論述角度看,卻是濫權、暴力、強征”[2]。其二是“反歷史”破解了舊有權力意志下歷史敘述所營造的歷史連續性。由于官方歷史展現出權力的效果“照亮了社會體的一面,卻讓另一面落入陰影或陷入黑暗”[3]。“反歷史”反映或呈現了一個民族被忽視的過往或斷裂、空白的時刻。如同梅迪納指出,福柯批判官方歷史的刻意遺漏與沉默噤聲乃是知識論與社會政治的征服,因此唯有透過翔實的考證、檢視那些斷裂、空白、空隙,才能批判式地抗拒官方歷史所隱含的知識/權力框架,關注那些原本活在沉默與黑暗中的人們的生命經驗、記憶與論述[4]

    中國現代戲劇史的研究,早年間經常受到“左”的歷史話語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無法以一個平和客觀的視角看待民國這段歷史。之前有關上戲民國校史的史述中,對于歷史的敘述因其時代的局限性而往往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上的傾向,過于強調“國民黨對于學校的迫害”、“學生中間的‘敵我矛盾’”等。在《考略》一書中,作者本著“有一份史料,說一份話”的治學原則,秉筆直書地還原了諸多歷史真實。

    比如在介紹“裁撤風波”時,作者專設一節將“始作俑者”——上海市參議會的來龍去脈以及在裁撤風波中的作用逐一進行介紹。在“裁撤風波”過程的敘述中,也將整套“游戲規則”一一予以詳盡地介紹。在如此抽絲剝繭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地還原了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這使我們發現了那時與今迥異的民國政治、社會生態之下,“肉食者”們并不能為所欲為,社會各界可以有力地通過獨立的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反而是那些在參議會中主張裁撤的袞袞諸公們卻在洶涌的輿論面前變得噤若寒蟬。作者在史料的詳盡爬梳之下,公允地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裁撤風波”是緣于抗戰結束后,上海人口激增而導致中小學校舍的供不應求。其背后深層的原因則是當時對戲劇教育的社會功能認識不足,以及當局對于劇校進步風氣的不滿。……作為民選的市參議員在參政議政的過程中,面對突出的社會問題,顯然有些躐等躁進,也沒有充分地進行調研工作,對于教育事業的均衡發展在認識上有明顯的不足,從而未能以長遠的大局來看問題。這種明顯短視且躐等躁進的行為導致了市參議會一面要增加教育經費、普及國民教育,一面又要裁撤包括民眾學校在內的教育機構。……故而,此項決議本身顯然有欠周全,其背后藏著國民黨依舊幻想通過消除自己難以控制的教育機構來維護其一黨獨裁的“訓政”思維。

    所幸當時地方自治的制度設計考慮到了這類問題,故而使得政府在尊重參議會所代表的民意的同時,尚有自由裁量、便宜行事的權力。加之市政府中的開明人士也愿為劇校折沖樽俎,使劇校最終有驚無險地得以保全。

    無獨有偶,在演出史的介紹中,作者在充分肯定熊佛西校長建立常態化演出體制的重要意義的同時,也指出了其客觀存在的局限性: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特別是在1948年之后的艱苦的條件下,劇校為了師生的生存,不得已實行了過于頻繁的排演活動,這極大消耗了學生的精力,透支了學生的體力,自然也影響了學生的其他方面的學習。因而產生了“課堂適應劇場”的現象。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安定的外部環境與穩定的財政支持,是教育辦學的首要條件,當時局動蕩至學生還要因為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而走上街頭時;當辦學者還需要為了生計而憂心忡忡、四處奔忙時;師生們又怎會集中精力于戲劇藝術本身的精進?又怎會根據學術的前沿來進行教學實踐上的創新與探索?

    在學生運動的章節里,作者特地對“蔣耀華持槍威脅錢泓光事件”進行了一番嚴謹的考辨,在試圖還原歷史真相的過程中,還做出了一定的合理推斷,認為這原本僅是年輕人之間的意氣用事。只是由于日后日益肅殺的政治環境,使之上綱上線為“敵我矛盾”。此事雖小,可振輝對這個事件的結論中,可以看出這位年輕學者寬厚的史觀: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且無風雨且無晴。”事件當事人早就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和解。時至今日,我們更需要站在人本身的立場上,以更溫情、更平和與更寬容的心態來看這段歷史。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當年國共兩黨,不過是對中國發展的道路有他們各自不同的見解。而他們已經在過去的六十年間,各自進行了充分的實踐。天下大勢,浩浩蕩蕩,是非曲直,后來的歷史自有公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過去的劍拔弩張、勢不兩立就還是讓他過去吧。

    除了以上三點之外,筆者認為還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所穿插的一些名言與詩詞。《考略》中每一章開始前,作者都會選一段那時劇校名家的言論。這些言論往往質樸而感人,不僅能很好地總結這一章的內容,同時又能讓讀者在閱讀前就能體會到這一章所蘊含的情感潛流,為讀者深入了解該章節內容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導引。在《考略》的每一章的末尾或中間,作者又會選用一些古代的或現代的詩歌,穿插于嚴謹的學術文字之間。以此作為一種閱讀中的調劑。這樣的處理無疑會提升讀者的閱讀體驗。在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詩詞意境中,讀者們會在在藝術的熏陶中體會到作者的情感傾向,又或許還能從回味中感受那份未能言說的潛流。

    這兩部成果一為史述,一為史料,相互輝映。又圖文并茂,既易讀又耐讀!不僅填補了中國現代戲劇教育史的一段空白,還為后人開展相關多角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筆者也期待著會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到中國現代戲劇教育史的研究中去,在這片尚待全面開發的學術園地上耕耘出一片生機勃勃的天地!

     

     

    作者簡介:

    賈冀川(1972—),男,河北邯鄲市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現當代戲劇史和戲劇理論研究。著有《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戲劇教育史稿》、《解放區戲劇研究》、《轉型期的歐美電影——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歐美電影研究》等,編有《戲劇藝術通論》等。

     

    (本文發表于《劇作家》2018年第一期)



    [1] Michel Foucault:“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39-164.

    [2] Michel Foucault:“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69-70.

    [3] Michel Foucault:“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70.

    [4] Jose Medina,”Toward a Foucaultian Epistemology of Resistance:Counter-Mmemory,Epistemic Friction, And Grerrilla Pluralism,” Foucault Studies,12(2011),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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